Derin Kocer

(资料图)

伦敦国王学院

安多 (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迦然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2023年5月底埃尔多安有惊无险再次赢得土耳其大选，延伸出一系列争论。这个已“掌舵”土耳其20年，一心想搞“六个国家、一个民族”，与中亚五国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的中东政治强人，为什么能出乎西方意料，最终成功连任？

本文指出，主流观点认为，高通胀率和宏观经济下行，势必影响政局。西方观察家据此判断，经济恶化会让埃尔多安失去民心，然而他的成功，却打破了这一判断。作者发现，在土耳其经济不利尤其是大城市不景气的情况下，埃尔多安抓住了农村地区这个关键，以类似“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赢得更多土耳其人的支持。而观察家们以宏观经济数据（尤其是通货膨胀率）来判断政府支持率，是一大失误。事实上，通胀带来的影响在土耳其城乡之间并不均衡。其一，政府通过大规模支出和制定针对性的政策，稳定了就业市场，因而在大城市之外，并没有发生失业潮。其二，与大城市相比，农村物价上涨幅度较小，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低，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更强。其三，农村发展更依赖于国家投资和就业机会，因此土尔其反对派呼吁的革命性经济改革，很难引起共鸣。其四，由于埃尔多安的政策，这部分选民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并成为新兴中产阶级。这些都是他在土耳其农村地区获得支持的关键原因。

作者指出，消费者信心指数，是衡量土耳其在位者受欢迎程度的更有效指标。消费者信心指数越高，意味着现任政府越得人心。而埃尔多安选择在5月进行选举，恰恰把握住了消费者信心指数较高的良好时机。土尔其的例子表明，只关注经济问题，或只关注宏观经济数据是不够的。埃尔多安的竞争对手们，一定程度上就败在对经济问题的教条主义认识上。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系列之一，编译自The Portillo Moment网站《只谈经济问题是愚蠢的》（Economy was not enough, stupid）。由于作者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仅反映局部信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只谈经济问题是愚蠢的

土耳其政坛有一句名言，出自已故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任何政府都有可能被厨房里的锅推翻。”这其实是“笨蛋，这是经济问题”（It’s the economy, stupid）的一种花哨说法。

然而，政治问题可能比这更复杂，埃尔多安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经济问题足以推翻一届政府，我们应该会看到他的压倒性失利。相反，埃尔多安在议会中赢得了多数席位，并获得49.5%的选票。

我们不难发现土耳其的经济风险——通货膨胀失控，有独立研究指出，年通胀率已超过120%。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不相信政府的数据，认为实际通胀率远高于官方数字。

仅过去一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就跌了45%。如果计算过去三年，经济崩溃的程度翻了两番，这也加剧了通胀问题，因为土耳其的市场和制造业高度依赖国际供应商。

埃尔多安的中央银行，在2021年3月任命新的行长后，就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它采取了“非常规”的政策，来解决（实际上是拒绝解决）通胀和里拉贬值的问题：在通胀率上升时，它选择降低利率。这让国际投资者和观察人士感到担忧，因为它可能引发通胀冲击，进一步拉低里拉价值。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中央银行开始出售其美元储备，迫使公共银行也如法炮制，以保持汇率稳定。

结果是物价飞涨——食品、住房、纺织品、建筑材料、文具，甚至平底锅。穷人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那些每月勉强维持生计的蓝领和白领都意识到，如果政府不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成了实际上的工人阶级。如今，资本家收入约占土耳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47％，而工人的收入仅占23.7％，不平等问题在日益加剧。

如果这都不能成为“推翻任何政府”的“厨房里的锅”，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呢？

(本文发表截图)

▍信任，信任，信任

首先要明确一个明显的障碍——选民知道经济状况不好（并将其归咎于政府），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相信反对派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埃尔多安的竞争对手凯末尔·科勒齐达奥卢（Kemal Kılıçdaroğlu）和他的盟友——包括享有很高国际声誉的埃尔多安前经济顾问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都未能获得信任。2021年9月，当经济危机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45%的人认为土耳其反对派不能解决经济问题，而10%的人表示自己也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在人们看来可能已经是常态，情况可能变得更糟。

土耳其反对派对上述宏观因素关注得太久，却没有提出解决痛苦的方案。这些宏观因素对于大城市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也很容易理解：住房、交通、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是显而易见的。毫不意外，土耳其反对派在大城市的表现得更好（当然，这也与社会信任和教育机会有关）。埃尔多安在竞选活动中甚至没有试图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胜算。

▍感谢国家经济学

那么，那些支持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农村地区又如何呢？没有人能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均衡。

首先，尽管中央银行的非常规政策对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产生明显影响，但在政府大规模支出的支持下，这些政策要么创造了就业机会，要么至少稳定了就业市场。根据土耳其政府统计数据，目前就业人口超过48%。如果算上账外工作，这个数字应该还会增加，因为账外工作在土耳其经济中的占比十分可观。

这就具有两个含义：

首先，人们即便有工作，但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尤其是在大城市，他们的工资收入也会很低。这意味着，工资和劳动保障本应成为土耳其反对派的批评焦点。然而事实却是，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学术性的宏观经济辩论上。另一方面，对于大城市以外的就业人口来说，危机并没有引发失业潮。这些因素表明，在非常规政策实施后，埃尔多安的政治运气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它无法解释，最初导致危机的政策制定者为什么失败）。

(土耳其就业统计)

其次，与大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物价上涨幅度相对较小，尤其是住房和本地生产/制造的商品。原因很简单：这些地方没有接收大量移民——相反，农村的迁出人口更多——人口密度较低，住房充足，对开发没有严格的规章限制，并且商品生产本地化。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由于农村地区对国内/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它们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更强。

第三，这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人口密集城市。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或工资水平较低，还表明他们更依赖于国家/裙带投资和就业机会。正如下图的政府经济发展指数所示，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越低，经济水平就越不发达，也就越有可能投票给埃尔多安。（不包括东北地区的库尔德城镇，身份认同问题和其他政治参与者都使这些城镇的情况有所不同）

因此，在这些地区，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降低失业和紧缩政策带来的风险，而它们的经济需要持续的投资。因此，土耳其反对派作出的革命性经济变革的承诺（比如科勒齐达奥卢主要的经济承诺是“我将消灭埃尔多安的裙带关系企业”）、发起的宏观经济讨论，都很难在这些地区产生共鸣。

而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增加国家援助或补贴，无疑是受到欢迎的政策——这些政策正是由埃尔多安实施的。尽管最低工资标准无法为伊斯坦布尔的专业人士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收入，却对安纳托利亚的欠发达城市的人有重大意义。在艰难时期，他们需要的是帮助和稳定。改变则意味着风险。

此外，这些选民可能面临着对自身社会地位下降的焦虑，而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政府政策使这种焦虑得到化解。过去二十年，在埃尔多安的统治下，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由于新的投资和住房机会，这些贫困城市形成自己的中产阶级。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本应加剧他们的焦虑。然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资助补贴平息了这种焦虑，因此提振了消费者的信心指数（详见下文）。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经历经济危机时，对政府的信任是一个理性的（或至少是合理的）立场。

这可能是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农村地区获得支持的原因。经济形势并没严重削弱他的势力基础，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被“洗脑”，而是因为埃尔多安看似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对他们来说是合理的。

(2018年人口密度)

(总统选举情况，纽约时报提供)

为了保证支持率而专门设计的政策，并不是埃尔多安的发明。

布林·罗森菲尔德（Bryn Rosenfeld）在他的名作《专制的中产阶级》（The Autocratic Middle Class）中指出，以国家的资金或企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土耳其的情况可以用“裙带关系企业”来理解），在维护其社会经济地位时对国家依赖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也变得专制起来。他以后苏联国家（包括俄罗斯）为例，指出：随着人们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支持民主运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长期以来，政治思想家都认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是实现民主化的根本途径。随着经济状况的愈发复杂，以及裙带资本主义财富的惊人积累，上述对“中产阶级”的理解已被证明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而对这一观点的依赖阻碍了民主的进步。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基本盘也是类似的情况，那些“感谢国家”的公民正是投票以维持自己社会地位的稳定。

▍好的时机

最后，埃尔多安对选举时机的把握也非常完美。是的，我们还在谈论经济。

显然，上述的危机因素远未消除，有些还会迅速恶化。然而，通货膨胀和里拉价值，都不能成为选票的风向标。在本次选举中运用经济增长数据也相当困难，因为当前的经济增长分配极不均衡。

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信心指数（根据家庭的预期财务状况、对总体经济状况的看法、失业情况和储蓄能力，来反映家庭消费和储蓄的未来发展情况），是衡量土耳其在位者受欢迎程度的良好指标。消费者信心指数越高，其政府就越得人心。但这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竞选对手的支持率。

在这点上，历史是相当一致的：

研究发现，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的选票与消费者信心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每增加一个单位，AKP的选票就会增加44个单位。

例如，在2019年3月进行的上一次地方选举，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1.1，创历史新低，埃尔多安因此输掉大部分大城市的选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再次失去伊斯坦布尔。

同样，在2015年夏季，消费者信心指数呈负增长趋势， AKP在6月的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随着该指数的加速上升，AKP的支持率也在上涨，并在2015年11月重新获得了多数席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埃尔多安选票的唯一判断依据。远非如此。其他许多政治的、个人的和安全方面的关切也发挥了作用，但它们也塑造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因为该指数不仅仅取决于宏观经济数据。埃尔多安选择在2023年5月进行选举并非巧合。消费者信心指数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历史低点（甚至低于2019年3月）后，再次呈现正向趋势。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消费者对选举的期待，但这一积极态势在选举周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看来，政府的大规模支出至少在重建民众对经济的信心方面起作用了。

▍被浪费的机会

土耳其反对派本可以，也应该利用当前的经济崩溃来谋取利益。他们的团队中有像比尔吉·伊尔马兹（Bilge Yılmaz）、乌米特·奥兹拉莱（Ümit Özlale）、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和塞琳·萨耶克·波克（Selin Sayek Böke）这样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由伊尔马兹为“好党”（İyi Party）制定的经济政策，非常适合当下的情况——对富人的紧缩政策和对中下层的持续发展。他们缺少的，是团结一致。他们的总统候选人科勒齐达奥卢，只强调巴巴詹在他未来的政府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并拒绝给予“好党”的政策和参与者提供空间，因而激起了联盟内部的矛盾：谁来管理经济？其结果是在经济问题上传达了混乱而无效的信息，没能引起土耳其农村地区的共鸣。土耳其反对派浪费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糟糕的联盟管理和日益被八卦政治支配的现状都损害了他们的信誉。

经济学可以解释许多社会行为趋势。是的，笨蛋，这仍然是经济问题。然而，只用最明显的数据作为论点——比如通货膨胀或汇率——有时并不足以理解一个国家内部的变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只要采取了正确的针对性政策，统治者就能保住他们的选民基础免受经济势力的影响。埃尔多安正是用这种方式，让土耳其反对派落入他的陷阱。